今年初，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11月5日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全民科学素质与科学文化”论坛围绕“全民科学素质与科学文化”这一主题邀请了国内外相关专家结合各自研究课题进行研讨。

　　论坛由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大光和日本科技记者协会代表Mitsutaka Fujita共同主持。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央教育研究所、国家行政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中科院研究生院、台湾台北师范大学、台湾台东大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等专家作了报告，并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何薇女士作了题为《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的报告，介绍了2005年中国公众第六次科学素养调查的情况，着重分析了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及方法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两部分内容。并认为：不同人群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农民、工人及家务劳动者等人群，对于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和个人影响的认识是盲目乐观和不清晰的，与这些人的科学素养水平较低直接相关。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特别是提高弱势人群的科学素养任重道远。

　　中央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王素女士作了题为《青少年科学与技术素养指标》的报告，介绍了青少年科学与技术素养指标体系，对科普效果和科学教育效果进行检验，要关注校内外两个方面；考虑学校的课程，更要关注实际运用科学的能力，综合衡量青少年科学素养。另外，考虑青少年素质监测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公民素质的监测指标和和国际组织相关监测指标的关联性，从科学态度、知识、方法，科学与技术知识，科学技术与环境，科学技术与生活等几个方面来确定指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女士作了题为《中国地厅级公务员科学素养现状及其对科技发展的态度》的报告，介绍首次对我国高级公务员进行科学素养调查的情况。在参考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公务员适用的指标，从而进行国际、国内相关数据对比。通过调查和比较，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地厅级公务员的科学素养情况。他还介绍，国家行政学院正在进行国家县处级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将在明年年初公布。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王练女士作了题为《幼儿教师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科学素养调查》的报告。报告得出，幼儿老师具备科学素养的占2.3%，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是3.2%。但在关于了解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的评分中，幼儿老师和学前专业的学生明显低于公众平均水平，对伪科学的鉴别能力比较差，对事物的科学判断能力存在一定的缺陷。他建议，幼儿老师科学素养较低的职业水平应该引起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改革目前的幼师培养体制，增加对幼师的科学素养培训内容。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许晶女士作了题为《中国公众理解工程的调查》的报告。此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焦点群众对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对工程信息的感兴趣程度，公众参与公众决策的态度。他认为：通过调查公众的工程素养，公众对工程的态度，并且分析传播媒体与公众工程素养的关系，媒体与公众工程态度的关系，深入分析公众工程素养的影响因素，公众工程态度的影响因素，从而有利于制定相应的国民教育方案和媒体宣传方案，使公众能够科学理解工程，并且理性地参与工程民主决策。

　　中国台湾台北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系教授熊召弟女士作了题为《设计和制作》的报告。他认为：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信心，处理失败的能力，不畏失败。要培养孩子对大自然探究的精神。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小学教育理论模型。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Jon D.Miller（米勒）介绍了美国在公众素养方面的研究情况。米勒教授通过多年对国民科学素养的测量发现，以前他把科学素养分为二维（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二维），在欧盟4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8以上，这样就并不是很有必要再把它分开。最近一些研究表明，这两个维度变得越来越紧密，有的研究相关系数已经达到了0.9以上，这两个维度正在融合之中。米勒在报告中引入了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s）的概念，对不同科学问题配置不同的因子载荷，比如一个人能够正确回答对干细胞的理解，就可以认为他具备了比较好的科学素质，所以它的因子载荷最高，是0.84。

　　随后，米勒专业化地介绍了项目反应理论(item-response theory)，引入了许多数学概念，比如域值、斜率、猜测系数、正态分布等，对理论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进行了阐述。IRT理论可以应用于在不同国家，不同的问题，对按照难度系数计算出相等程度的得分比较。